油印時期的《江南》為32開本，最初是東路特委的綜合性刊物。1939年5月，創刊于無錫梅村，以無錫各界抗日聯合會的名義出版，在梅村及周邊村莊流動油印，發行到各群眾抗日團體。不久，該刊遷至蘇州吳縣太平橋、橫涇等地后，改以無錫、吳縣兩縣各界抗日聯合會名義出版，一般只印100多份，有時還不能定期出版，11月后停刊。1940年3月，《江南》復刊于常熟縣董浜。5月，歸屬于江南社領導后成為東路軍政會的機關刊物。7月，改為鉛印后為16開本，封面采用雙色套印，發行量在200本左右。

1940年10月，蘇常太抗日根據地進入興盛時期，文化宣傳工作空前活躍，《大眾報》也更具新意。11月7日，出版了八開四版套紅印刷的第136號《大眾報》，報頭字改用毛澤東的手跡，落款“毛澤東”三字則選用毛澤東《論持久戰》一書封面上的簽名字體。報眼處刊登了醒目的宣傳標語，并在第四版的正中刊登了斯諾所攝的毛澤東半身照片，下面特注上了“中國革命導師毛澤東”字樣，使根據地軍民雖然身處蘇南敵后卻有著與偉大領袖并肩戰斗的親切感與使命感。這期《大眾報》還特辟了兩個專欄，刊登了江南人民抗日救國軍司令兼政委譚震林（當時化名林俊）的《東路一年》、東路特委書記張英的《從十月革命說到東路自衛會》等文章。該報還輪流刊載了近百期“大眾園地”、“江南文藝”、“戰地”三個文藝副刊。改版后的《大眾報》印量亦從3000余份增至8000余份，最多時高達13000余份，影響遍及江南各地。

而此時的《江南》內容也非常豐富，開設的欄目有：論壇、問題討論、工作研究、工作指導、工作報告、實踐大學、資料室、轉載（主要轉載中共領導人及黨中央報刊雜志的重要文章）、文藝等，發行量最多時也增至到4000冊左右。

為躲避日軍掃蕩，江南社將印刷機器和設備安裝在從日偽軍處繳獲的一條十余噸大木船上。在這條大船的帶領下，有十一、二條船前后銜接，在密如蛛網的水鄉地區隱蔽流動印刷。在這些船上，包括編輯、出版、發行、總務四個部門和一個圖書館在內，共有100余人，被稱為“敵后水上印刷廠”。

“水上印刷廠”除排印《大眾報》和《江南》雜志外，還擔負著排印上級機關文件、政府公告、抗戰傳單、抗戰歌曲、財稅票據等任務，并翻印過毛澤東、劉少奇、陳云等領導人重要著作的單行本，為東路地區的抗日軍民提供了豐富的精神食糧。

1941年1月，皖南事變爆發后，江南敵后的斗爭形勢發生了重大變化。3月間，江南社奉命從蘇（州）、常（熟）、太（倉）西遷澄（江陰）、錫（無錫）、虞（常熟）地區。江南印刷廠隨即移至錫北的后二房、旗桿下兩村，這里是澄錫虞中心地區，離新四軍十八旅旅部也只有二三里路，比較安全。4月18日，《大眾報》復刊，《江南》半月刊也同時開印。

1941年7月，因日偽在江南地區大舉進行“清鄉”，江南社奉命撤銷，《大眾報》和《江南》半月刊亦同時停刊。

《大眾報》和《江南》半月刊，堅持以抗日為宗旨，為宣傳抗日，鼓舞抗日士氣發揮了無法替代的喉舌作用。它們既是抗戰的號角與火炬，又是抗戰的文獻與見證。雖然歷經歲月侵蝕及其他緣由，能留存下來的《大眾報》和《江南》半月刊少之又少，但后人仍可從那存留下來的一頁頁發黃紙張上，看到前輩們在抗戰歲月中頑強拼搏的不屈身影，看到在蘇南這塊革命熱土上所演繹的抗戰史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