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中國農村經濟研究會理事錢俊瑞已參加中國共產黨，擔任中共中央宣傳部的中央文化工作委員會（簡稱“文委”）委員，參加“文委”的領導工作。中國農村經濟研究會由“文委”派錢俊瑞來領導。從此，該會就成為黨的外圍組織。在當時風雨如磐的年頭里，“文委”積極地把被打散的共產黨員和文化界左翼進步人士的力量積聚起來，組成了一個以讀書會為核心、以《中國農村》、《中國經濟情報社》（該社由中國農村經濟研究會理事姜君辰為主編）和《新知書店》三個公開的出版機關為戰斗陣地，研究馬列主義，傳播馬列主義，宣傳中國革命思想，舉起批判旗幟同托派作斗爭，批判形形色色的改良思潮。

《中國農村》誕生之時，正是中國工農紅軍進行長征之際。國民黨的宣傳機器為配合軍事“圍剿”，對中國共產黨進行造謠誣蔑，對中國共產黨的革命理論進行歪曲攻擊。《中國農村》在白色恐怖彌漫下，以學術團體刊物的身份在國民黨統治區進行合法斗爭。

《中國農村》各時期的文章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原則，從理論上闡明中國共產黨的有關政策，具有強烈的針對性和戰斗性。首先是對托派理論的批判，在繼中國社會性質論戰后，又展開了關于中國農村社會性質論戰，這是前一階段中國社會性質論戰的繼續和深化。錢俊瑞、孫冶方、薛暮橋等發表文章，運用在農村調查中所掌握的大量實際資料，雄辯地證明中國還是一個受幾個帝國主義國家統治的半封建的國家，必須進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特別要反抗妄圖并吞全中國的日本帝國主義，有力地駁斥了托派提出的“中國已經是資本主義社會”、“民主革命已經完成”等謬論。其次，批評以“鄉村建設派”為主的各種鄉村改良主義運動。當時，在日本軍隊步步入侵下，國勢垂危，不少地區的貧苦農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奮起反抗，而一批改良主義者卻在提倡封建道德，鼓吹鄉村改良，其中以山東鄒平鄉村建設學院最為著名，同時還有“平民教育運動”。1935年中國共產黨的“八一宣言”和“十二月決議”發表后，《中國農村》的主要內容改變為號召鄉村工作者大團結，共同為抗日救亡而奮斗。

《中國農村》還運用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的方法，批判資產階級學者各種庸俗經濟學、庸俗社會學的理論觀點。當時，這類學者推行的農村調查研究方法，是只注意農業經營和生產技術，往往摭拾一些表面現象，否定階級矛盾、階級剝削的存在。《中國農村》用客觀實際材料對這類學者的理論進行分析批判，指出只有進行土地革命，消滅封建剝削，中國農民才有出路。當時，一些學術團體如中國地政學會等和資產階級學者曾多次舉行有關農村問題的學術討論會，《中國農村》對于他們的討論和決議，進行了深入具體的分析批評，指出其正確之處和錯誤之處，文章具有強烈的說服力，對于被批評的團體的成員有很大影響。

《中國農村》還辟有“農村通訊”一欄，報道各地農村經濟、農民生活情況，通過通訊聯系，指導并團結廣大的農村青年讀者。《中國農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不僅在宣傳中國共產黨的理論和政策方面作出了貢獻，而且也起到了團結廣大青年為革命事業進行斗爭的作用。

《中國農村》共出版八卷。第一、第二、第三卷為月刊。抗日戰爭爆發后改為“中國農村戰時特刊（半月刊）”，并將其作為第四卷先后移至南昌、長沙、漢口出版。自第五卷起移到桂林出版。第六卷起恢復為月刊。1943年 5月，《中國農村》遭到國民黨政府禁止而停刊。《中國農村》前四卷由薛暮橋主編，移至桂林出版后，先后由千家駒、張錫昌、姜君辰、秦柳方等負責編輯。

無錫博物院所藏的《中國農村》第一卷合訂本，為薛暮橋本人珍藏的原版本，后由其女兒薛小和捐獻給原無錫革命陳列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