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邦憲的皮箱

皮質。長71厘米，寬46厘米，高28厘米 。破舊。國家二級文物藏品。

秦邦憲(1907年~1946年)，字則名，又名博古，江蘇無錫人。他是中國共產黨早期領導人之一，堅定的無產階級革命家，著名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和宣傳家，黨的新聞事業的重要奠基人和開拓者。秦邦憲學生時期參加進步團體中國孤星社、錫社，主編《無錫評論》。1925年五卅運動期間積極投身無錫等地的反帝愛國運動，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6年被選派到蘇聯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回國后，1931年4月任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中央委員會書記，1931年9月起擔任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常委，負總的責任。1934年1月中共六屆五中全會上，秦邦憲當選為中央主要領導人。遵義會議后擔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國工農紅軍總政治部主任。抗日戰爭時期歷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中共中央長江局委員兼組織部部長、南方局委員兼組織部部長、中共中央黨報委員會主任兼《解放日報》社社長和新華通迅社社長等職。1946年4月8日，在參加國共談判后返回延安途中，因飛機失事而遇難。

關于這只皮箱，還有一番流轉經過。該皮箱的最早主人是秦邦憲，他1921年9月考入蘇州省立第二工業學校預科時，就是用這只箱子來裝衣物的。1925年9月，他從蘇工預科畢業后考入上海大學社會學系，不久加入中國共產黨。當時正值第一次國共合作，次年1月，秦邦憲由上海大學中共黨組織派入國民黨上海特別市黨部宣傳部工作。至此，這只皮箱一直都是隨他使用。

該皮箱的第二主人是馮耕庸，他是秦邦憲在蘇州上學時的同鄉好友。當時，秦邦憲是蘇州省立第二工業學校學生會選入蘇州學生聯合會的代表，而馮耕庸則是蘇州萃英中學學生會選入蘇州學聯的代表，兩人在一起開展學生運動的過程中，尤其是在五卅運動的斗爭中，由于志趣相同，結下了深厚的友誼。秦邦憲還先后介紹馮耕庸加入國共合作的國民黨以及錫社。秦邦憲考取上海大學后，馮耕庸因家境貧困無力繼續求學而回到家鄉當了一名小學教員。1926年6月，由于馮耕庸在五卅運動期間積極參加錫社的革命活動，此時無錫傳出有人向時任蘇浙皖贛五省聯軍總司令的大軍閥孫傳芳告密，指稱包括秦邦憲、安劍平、馮耕庸、王啟周等在內的六名錫社骨干成員為“赤黨”，即將通緝拘捕。馮耕庸聞悉后，連夜逃往上海，投奔在上海的秦邦憲和安劍平。他倆當即介紹馮耕庸到國民黨上海市黨部宣傳部工作。由于馮耕庸出逃倉促，未帶行裝，于是秦邦憲就將這只皮箱送給了他。

該皮箱的第三主人是王鈞，他是馮耕庸的連襟。1926年10月，秦邦憲去蘇聯學習后，馮耕庸就帶著這只皮箱悄然回到了無錫。此時王鈞正在無錫北鄉開展農民運動。王鈞原本業醫，1925年五卅運動爆發后，他棄醫全身心投入這場反帝愛國運動，后加入國共合作的國民黨，不久加入中國共產黨。1927年8月，王鈞任中共無錫天上區委書記，積極組織農民暴動。農民暴動失敗后，受國民黨反動當局通緝，被迫轉入地下，四處流動堅持斗爭。就在他秘密離家時，馮耕庸把這只皮箱轉送給了他。1930年6月，王鈞不幸被捕，一年后英勇犧牲。不久，王鈞之妻也憂憤病逝。留下三個未成年的子女，就由馮耕庸領回，一起在岳父岳母家撫養長大。

該皮箱的第四主人是王覺，他是王鈞的長子，參加革命后改名華裔。抗戰時期，王鈞三個子女都先后參加了革命，就在華裔離家參加革命時，馮耕庸又把這只皮箱交到了他的手上。此后，這只皮箱就一直伴隨著華裔轉戰南北，從淮海戰役、渡江戰役、解放中南，直至抗美援朝，歷經戰火洗禮。華裔轉業到地方后，仍十分珍愛這只舊皮箱，視為傳家寶，妥為保藏。“文革”期間，為免遭造反派的追查，他在皮箱外還專門套上一只自制的木板箱，把它保護了下來。

秦邦憲的這只皮箱，雖然經過幾位主人的流轉已十分破舊，箱子的顏色已由棕色變成了暗黑，但它卻是見證無錫地區眾多革命史實、承載著幾位革命前輩戰斗情誼的皮箱，是一件很有價值的革命文物。

（談 菁）